其一、张辽的节操。
陈寿恐怕对张辽的节操是颇有微言的。查考三国志中张辽的履历，换过四个老板[1]，这即使在三国乱世也不多见。再考虑到张辽所投靠的新任老板都是杀害前任老板的凶手[2]，这种跳槽取向，怕是怎么用良禽择木而栖之类的说辞都洗不干净了。
1、见魏书十七：丁原、董卓、吕布、曹操。
2、见魏书一、魏书六、魏书七：参见1。
那位说，张辽行事既已如此，陈寿不得不秉笔直书而已，未必有什么暗讽之意。其实不然：丁原虽然是张辽举将，却未必对张辽有多么重用[3]；而张辽投靠董卓不过随大流而已，这都不足为罪，至少是不足深罪。但是吕布对张辽可是相当厚待[4]，而陈寿在吕布对张辽的够意思[5]和张辽对吕布的不够意思上都点了一笔[6]，其用意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。
3、见魏书十七：丁原征召张辽为从事。从事系刺史属官的统称，地位高者如治中、别驾，相当尊崇；然而张辽以武力被征召，是以判断其并非高位从事。
4、见魏书十七：张辽投曹前两次升迁均为吕布所升，为骑都尉、领鲁相，秩两千石。
5、见魏书十七：张辽以骑都尉领鲁相的时候陈寿特地提出了时年二十八，曹老板以骑都尉领济南相的时候已经三十了，更不要说曹老板的家庭条件比一般人要好上许多。
6、见魏书七、魏书十七、陈琳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：陈琳文曰：张辽侯成，率众出降；则张辽甚至有卖主嫌疑。陈琳的文章有伪作嫌疑，但据张辽本传，系以众归降，查考魏书七中吕布投降情况，则张辽至少在吕布降前即投降可知。
其二、张辽的脾性。
一般看法中，张辽的形象相当正面，而关羽则缺点明显，但这点不是陈寿的问题，而是罗贯中的描写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读者。单从三国志看的话，魏五子中，其他四人陈寿皆对其特点有简评[7]，而张辽独无。
7、见魏书十七：乐进骁果、于禁毅重、张郃巧变、徐晃畏慎。
但查考记载，张辽和关羽的脾气秉性真可以用肖似来形容，相关描写甚至可以一一对应[8]，也是史书中一处奇笔，但由于时势不同，二者结局迥异，这可能是陈寿对张辽略而不评的原因。说起来，无双里对关羽张辽二人性格的刻画，要比很多国产三国衍生作品更接近三国志[9]。
8、见魏书十七、魏书二十三、蜀书五、蜀书六：二人均有以少数人突袭大量敌人中枢、与同袍不睦、不爱敬士大夫、脱离军队与敌人会面的描写。
9、类似作品族繁不及备载。
其三、张辽的权限。
曹老板麾下后期人事安排里，夏侯渊负责西线为征西将军，曹仁负责南线为征南将军，所以读者多以征东将军张辽为东线负责人[10]，然而细读史书不难发现事有不然。张辽守备合肥，连同城的乐进李典二将都无法指挥[11]，焉有一点方面军司令的样子。
10、见魏书十七：张辽开始守备合肥时军号是荡寇将军，任征东是八百破十万的功封。
11、见魏书十八：张辽担心李典不听调动，如张辽有指挥权何必担心这种事。
实际从军号来看，征东军号对应的也不是江东地区[12]，把“征东”和“江东”对应起来只是望文生义的想当然。那么东线真正的司令是谁？是曹魏首将夏侯惇[13]，他的军号才是对应的[14]。顺带一提，曹老板时期，对外姓武将防备相当严密，既不予重兵，又不予大权[15]。所以从曹魏国力胜于蜀汉，推出五子比五虎的带兵经历丰富是错误的，蜀汉五虎中关张马三人都有战役指挥经验[16]，而曹魏五子在曹老板时期未尝担任过战役指挥。
12、征镇将军以东为号者，负责青徐二州。汉末直至魏皆如此。魏征东将军往往都督青徐兵参与对吴作战，而汉末征东将军这个职能尚不明显，如刘备曾任镇东将军，负责方向是青徐而非江东。
13、见魏书一、魏书九：夏侯惇本官虽是河南尹，但多次屯居巢、寿春等对吴前线。
14、见魏书七、魏书九、汉书二十五、后汉书十四：夏侯惇军号伏波，其前任陈登，即专任对孙氏作战。从伏波军号的由来看，是对南作战军号，盖南方水乡，故云伏波。
15、见魏书十七、魏书二十三：张乐李三将军守卫合肥前线仅统七千人；曹魏有护军制度，将军无完全军权。
16、见蜀书六：关羽的荆州战役与樊城战役、张飞的取蜀战役与巴郡战役、马超的关中战役。
其四、乐进的骁果。
乐进传在五子传中是一个异数，几乎没有描写，全是干货，从而造成篇幅很短[17]，甚至连搜集以广博为称的裴松之都没有注出一条来，陈寿说：“或注记有遗漏”，良有以也。
17、见魏书十七：乐进传正文约600字，约为张辽传的三分之一，其他三人传的二分之一。
但陈寿又说，：“乐进以骁果显名”、“鉴其行事，未副所闻”，则是厚诬乐进了。查考乐进战绩，先登、斩将、破敌次数，实为五子将中翘楚[18]，倘如此尚不配称骁果，敢问何谓骁果？究其原因，大概问题出在张辽扬名立万的合肥，乐进消极怠工了[19]，陈寿大概是认为乐进避战有损骁果之名，所以来了这么一句未副所闻。
18、见魏书十七：乐进传中此类记载连绵相属。
19、见魏书十七：黄初六年曹丕追念合肥之功，赐张辽李典各一子为关内侯而不及乐进；是以知乐进于是役无功。
其五、于禁的毅重。
于禁从曹老板霸局底定到战败投降关羽之前，一直是曹魏外姓首将[20]，他犯了屈膝投降这种对军人来说比死还要严重的错误，传中排序还在张郃徐晃之前，当时地位就更不必说了[21]；而其为将之风比起张辽、乐进这两位名位约略接近的同袍来说，也要高明不少[22]。
20、见魏书十七：曹操表于禁、乐进、张辽为将军，由于此记载在乐进传中而乐进不为首，可知其顺序系地位顺序，即于禁居首。
21、见魏书九、魏书十七：张郃、徐晃当时还没有独立领军作战而被夏侯渊、张辽所督，于禁与夏侯张辽二人同级。
22、见魏书十七：而于禁持军严整，得贼财物无所私入，既然说着五子，突然而这么一下，可知其余四子持军不及于禁严整，多少都有点私入问题。又于禁乐进张辽三人不和，张辽和谁都不和，说毛病不在他身上似乎讲不通；乐进参见19，到合肥时还与张辽有些不对付；而征陈兰梅成时，于禁为张辽担任后勤尽职尽责不争功。
然而很神奇的是，于禁尽管为人可称正直坦荡，却不受众人欢迎。如果单单是将领们不喜欢他[23]，或者是他职责所在的问题；然而士卒们也不喜欢他[24]，恐怕只能得出于禁的性格也有其缺陷了。
23、见魏书十七：将领们皆惧惮于禁。
24、见魏书十七：于禁虽然能厚赐士卒，然而不得士卒欢心。
其六、于禁的职责。
如果不算最后导致于禁身败名裂的一战，则于禁是魏五子中军事生涯记载结束最早的一个[25]。但于禁拥有一个在不仅是在魏五子中，也是曹老板时期所有魏将中独一无二的一个殊荣：假钺。汉末三国时期，钺的直接作用，是可对节将先斩后奏，所以钺的意义往往在于征伐时授予主帅，以专事权[26]，并非如后世般作为荣誉象征。但于禁的钺却非为征伐所授[27]，恐怕历史也不会偶然的给于禁一个荣誉象征的钺，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于禁的常职是需要钺的。
25、见魏书十七：于禁除樊城外最后记载是建安十四年。
26、见魏书九、魏书二十六、蜀书五、吴书十三：钺基本于出征时授予，罕有例外。曹爽虽以辅政大臣授钺，也旋即发动对蜀作战。
27、见魏书十七：于禁授钺，记载在任左将军、赐封一子列侯中间，可见是与升迁赐予同时得到，并非出征前加授。
但既然不是迎战外敌，哪里会暴露出那么多的内部矛盾呢？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：于禁掌管的是曹魏的宪兵部队，为保证执法威慑力度，所以需要假钺。至于为什么曹魏会有专门的宪兵部队呢？实际上直到曹老板逝世，曹魏的统治基础都并不稳固[28]，尤其是曹魏主力部队青州军并不值得完全信任[29]。所以与青州军有过过节，又敢于执法的于禁无疑是保障曹魏军事机器稳定运转的最佳人选。
28、见魏书十三、魏书十八：曹操时期尤其是前期对关中、青徐等地区只有名义控制权。
29、见魏书十八：直到曹丕即位，青州兵仍然作乱欲脱离控制。
其七、于禁的投降。
樊城一役，于禁等七军增援曹仁，遭关羽发动水攻歼灭，然而调查一下战损情况即可发现七军损失不大[30]。可见投降是相当果断迅速的，无怪乎曹老板哀叹于禁为何连庞德都不如[31]。
30、见吴书二：关羽俘获三万人，按汉制一军五千人，且常不满编，所以七军被俘三万可知伤亡不大。
31、见魏书十七：曹操自认错看于禁三十年。
然而考察史料，被消灭的七军将领中虽以于禁名位居首，但七军却不是隶属于禁统率[32]，而且七军将领中投降者也不止于禁一人[33]。所以单纯从历史的角度说，将于禁的投降解释为顾念士卒生命略有牵强之嫌，何况从性格解释更可以有很多种解读。不过纵观于禁的一生，以爱民为基准并非说不通，裴松之的批评[34]，有些责之太过了。
32、见魏书一、魏书九、魏书十七：于禁的任务是助曹仁，所以七军应当是统一受曹仁指挥，且提及七军时多云于禁等七军，是以知七军非皆于禁属下。
33、见魏书十七：唯庞德不屈节而死，可见屈节者非于禁一人。
34、见魏书十七：裴松之批评于禁好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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